——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王文斌

摘要：

当代中国存在不同思想体系，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从本质上融合统一，方能较好地和谐共存。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特质，单从其他哲学观之，或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然而从根柢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照心、物两面。哲学上的统一是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统一，可弥合社会分歧，使其成为“大一统”。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可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奠定中国未来千年的思想文化基础。

关键词：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言：

中华文化有一个“千年规律”，即每一千年都要发生一次统一和深刻变化。

约公元前1000年，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的礼仪、礼节、典章制度，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影响至今。孔子继承和发展周公的思想，形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公元前100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秦的统一仅为军事和政治，而汉武帝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统一，即大一统，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不仅没有随政治和经济的改变而消亡，反而作为土壤和基础，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历代政治、社会的具体样态，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特色。

约公元1000年，宋朝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面对社会积贫积弱和外夷的侵扰，需要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一统思想，宋明理学应运而生，又一次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并远传中南亚，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纵观历史，中华文化的统一都产生于内忧外患，其特征为上下统一，即国家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统一，并且儒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儒学衰落的南北朝，国家分裂，社会动荡。

方今2000有21年，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并非和谐共存，而是一定程度上彼此割裂、矛盾对立，由此导致思想和意识形态混乱、左右极端分歧、相互攻讦，已成为撕裂社会、阻碍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裂痕在危机时意味着动荡，使得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有了可乘之机。

所以根据中华文化“千年规律”，中国需要使社会不同思想体系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思想上让全社会向党中央看齐，应对西方世界的意识斗争，以防制造分裂，并消减中西方文化之差异，促进其相融通、交流与互鉴。统一中华民族之心力。

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全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使国家与社会得到更一步的整合，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祖国统一的纽带，并将奠定中国未来千年的思想文化基础。

正文：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即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三个主义”，并非和谐共存，而是一定程度上彼此割裂、矛盾对立，由此导致思想和意识形态混乱、左右极端分歧、相互攻讦，已成为撕裂社会、阻碍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

当下社会也存在一些极端思想。自由主义思潮基本否定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秉承的政治信念和道义基础，诋毁、甚至要消灭毛泽东思想；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过程；“新左派”思潮批判中国市场经济，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

随着传统文化的提倡，各种讲座、学堂、书院、读书会等团体如天降甘露，蔚然成风。大部分培训机构能走进百姓生活，使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素养，他们拥有庞大受众群体，个别团体的读书会遍布全国，多达数千，会员数十万。但是在这些团体中，有的凭借金钱和权势的力量，或曲学阿世，无所不尽其所能，宣扬、推销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争相进行文化“圈地”，给自己拉杆子、圈地盘、造围墙，打造各自为政的舆论空间。总之这些社会思想只管自说自话，彼此之间一味争长论短，只有竞争不讲合作，只有争夺没有共建。当下所有团体的共同点是都很少把自己的思想与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宣扬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述种种情况实际上正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撕裂，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撕裂，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的混乱。文化的撕裂必然导致社会撕裂，这种裂痕在平静时意味着迷茫，在危机时意味着动荡，足以吸引洋人往伤口上撒盐。

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以史为鉴、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和社会建设而取得的经验和思想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宣扬，所以我们要把各种社会思想统一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全国人民同心戮力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统一后的中华思想文化使人有一致的立场和观念，面对社会现实，思想反映相近或统一，既不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亦不崇洋媚外或妄自尊大。中华文化将更具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世界上更广阔地传播发展，使中国国家治理成为世界典范。

总之，我们应该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一个整体，消减中、西方文化之别，促进其相融通、交流与互鉴。

然而，现在即使中华传统文化亦未统一，有相互非议之嫌。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与奠基者。仁义道德是儒家文化之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之瑰宝，然而有人认为道家批判之；与之相应，有人认为道家崇尚虚无、甚至悲观。这将动摇文化自信，大大降低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统一儒道两家是春秋以来从未解决的难题。一直以来，统一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被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本文力图使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柢上相统一，并消减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之相融通。

一、统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一个整体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一直以来，儒家文化（如王阳明心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道家被认为朴素唯物主义。之所以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并非和谐共存，而是一定程度上彼此割裂、矛盾对立， 其根本原因是哲学，是唯心唯物的问题。为了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仅仅从几个理念和认识上找出契合点，可能只是表面文章，不会牢固、持久，有随时脱落、分离之虞。为了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合以至统一，需要从根本上论述，亦即从哲学上论述，阐释传统思想文化内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属性。哲学是人认识世界的工具，是思维的基础，是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哲学上的统一，是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根本、彻底的统一，是中国人思维维度的同一，中国人将俱有相同的精神气质、追求和理想，将会用同一的维度、标准去思考、判断问题，从根本上弥合分歧，消除攻讦，使中国社会成为“大一统”，即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的统一，可以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戮力同心共筑中国梦。

1、儒家思想不是唯心主义

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为“心即理、性即理”，心、性之中有天地间万物产生发展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道理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而获得，所以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唯心主义，这个观点值得廓清。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认为“天人一理”，人心、性中的理与万物之理相同。此处的“理”为万物之本体，亦即道家的道，属于形而上，包含人所发现和未发现的事物的道理。人心相同，皆俱此理，因而能理解和发现万物中的道理、明辨是非，所以古人曰“人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讲的理（即事物的道理、规律）相比，此理最大的特征是不可言说，故这两个理是不同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道理是人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亦即对事物的反映，属于意识的范畴，是人所能言说的理（如文字表达），为儒家“理”的外显。

2、道家是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哲学大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认识论，其实《庄子 齐物论》便是认识论。“齐物”是指与物相齐，人的言论要归结到物，即物质决定意识。《齐物论》有一核心段落，阐述了现象、人的认识与物之自性的关系：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彼”指人的言论、认识、物质现象，为便于理解，下面 “彼”仅作为“认识”来解读；“是”为事物的自性，亦即理。此段可解读为：万物皆有人的认识，万物皆有自性。通过认识往往不能直接见到自性；唯返求自己内心，（思考和分析），才可领悟自性。所以说：认识出于自性，自性也依托于认识。认识和自性相互依存。虽然如此，认识和自性刚刚并存，就开始消亡；刚刚消亡，就开始并存。刚刚适应，就开始不适应；刚刚不适应，就开始适应。遵循正确者，可能是遵循不正确者；遵循不正确者，可能是遵循正确者。故圣人不看认识，而参照于天，‘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也就是遵循事物自性。自性也是认识，认识也是自性。那个人也有对别人肯定和否定，这个人也有对别人的肯定和否定。果真有认识和自性吗？果真没有认识和自性吗？认识和自性，并非对立，这是“道”之关键。这个关键，能使人明白“道”，从而顺应事物无穷无尽之变化。正确也是无穷尽，不正确也是无穷尽。所以不如以明静的心境去观照事物之自性。

如此解读，《齐物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属性彰明昭著、不言而喻，特别能让人体悟到“实事求是”的要义。齐物论即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填补了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的一项空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道家侧重于讲述天地之道，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道家而言，其思想的实质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然而从儒家而言，可能难以阐释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所以把儒道看作一个整体，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是辩证唯物主义；若分离，将不能体现整体的完美性。这充分印证了中华文化传承“学者所共术”的观念。

二、挽救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统一儒道两家

为使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从整体上显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属性，儒道两家应看作一个整体，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样挽救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以免其支离破碎。作为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与奠基者，儒道两家同宗同源，旨归皆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滥觞于庄子。

1、儒家的天人合一

儒家提倡天人合一，然而很多人认为其途径唯有靠“神通”或“天人感应”，使儒学蒙上神秘或迷信的阴影。事实上，孔子之嫡孙子思承袭孔子中庸之学，在其《中庸》中已指诲“天人合一”之方，即“知、仁、勇”是“天人合一”的三达德。“天人合一”的境界亦是诚，即从容中道，符合天之道、事物客观规律。这种解读与一些佛学学者对《中庸》的解读类同。

《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结合前后语境，这句话阐释了以“知、仁、勇”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具体而言，人依据学习、实践所认识的事物道理（即知，好学进乎知），努力做事、做善事（即仁，力行进乎仁），并判断所作为是否宜于人和物（即义，义者，宜也），有错误就勇于改正（即勇，知耻近乎勇），如此反复循环，便会自然而然符合事物自身规律，即行之者一也，即从容中道，做到“诚”，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

要之，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礼仪三千，让人践行，其旨归是诚、天人合一。对于个人而言，诚就是从容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对于社会而言，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只有大公无私，方能心地清净、始终如一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由上可以看出，如此解读《中庸》，使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并带有大爱、伦理性质的实践论。可以说，从很大程度上救赎了儒学，而且使儒学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即给儒学安顿一个“心”，这具有时代历史意义。

2、道家的天人合一

《道德经》很多章里讲“天之道”、“天地之道”。道家提倡天人合一，不管如何做事，最后都要达到“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做到顺应自然，遵循天地之道，以至得道。有些人可能以为修道、得道是很玄妙的事情，要去道观修行，有很多法门等等。对此，《庄子 齐物论》一语道破玄机，“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因任事物之自性，而不知道其所以然，这就是“道”，即庄周梦蝶之境界。

如上所述，儒道两家的旨归皆为“天人合一”，让人遵循天之道，做事自然而然符合事物客观规律。

3、儒道一家

道、儒两家同源于《易经》。春秋战国以前传统的道家，是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亦即太史公所言“学者所共术”。《易经》有理（义理、规律）、象（卦象）、数（现象所包含的数）的分途之学。易学，经过文王的造辞与周公的解释，变为发扬人文道德、奠定伦理标准的人文思想。孔子继文王、周公之后，更加融会贯通，用《周易》阐释人事哲学的原则，这些研究属于人事道理的通义，归之于易理的范围，是其后儒家思想重要来源。秦、汉以后的道家，讲象、数，言事理，成为其主要学术思想。

《易经 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普遍包含天地间的道理，即事物客观规律。《易经 系辞》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乾》、《坤》、《明夷》、《噬嗑》等卦的卦象、卦辞、爻辞亦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思想。故可再言之，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属性，以整体而论，说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是辩证唯物主义，亦未尝不可。

儒道两家观照心、物两面。有的思想文化学派，特别春秋以后，着重于心、物之一面，未免显得偏执，或被认为唯心主义，或其它非辩证唯物主义。把他们的思想学说若与春秋儒道两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则会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重要之一隅，是辩证唯物主义。瞎子摸象，认为尾巴是大象不足为怪；若常人以为大象是尾巴，则啼笑皆非。所以必须把春秋以后各学派的学说放在整体中去理解，方能显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完美，而非残缺不全。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些伦理道德、习俗、认识可能不合时宜，需要改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欧洲基督教教义在三大思想运动中都有所改变。

由上所述，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观照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则能自然而然使其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属性、思想性，包括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此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固枝荣之所在、先进、英睿的共产党人之共俱，马克思主义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强盛之引导，国家强大乃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影响日增月益之力源。从哲学而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统一；从实际发展而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不可分割、浑然一体。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拥有统一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

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古人先贤根据天象预测事物变化的道理，所以《易经 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所揭示的道理，无论任何时候皆是人生哲理、事物和社会治理规律，即天道、天理。

如前所述《易经》有理、象、数，儒家讲易理，注重人事道理，故擅于人事伦理和治平之道；道家着重象、数，言事理，故擅于明察天理，把握社会变革的方法和规律。中国自古信奉天理，即注重事物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易经 彖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即讲顺应天理。张良辅佐汉高祖，王远知预知唐太宗，苗广义辅佐宋太祖，丘处机劝说成吉思汗，刘伯温辅佐明太祖，都彰显了道家擅于明察天理，把握社会变革的方法和规律。中国历代都基本上重用儒家，清朝皇帝虽为满族，然而非常重用汉人，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彰显了儒家擅于人事伦理和治平之道。可以说中国人自古一直以各种方式探索和遵循社会发展、事物的客观规律。

鸦片战争以降，尤其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优秀儿女抱治平之明德，上下求索，外抗侵略，内除弊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迈开大步改革，捋起袖子实干，中国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情相结合，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文化共同特征。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规律探索上，因时代不同，马克思主义更科学、更具有真理性。

要之，依社会发展规律而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亦可完全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科学和民主政治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这是对我们祖先的误判。

1、科学

儒家的知（智）充分显示了科学的思想。《易经 系辞》曰“贞者，事之干也”；《本义》曰“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事之干，事物所依以立者也，即理、自性、客观规律。所以，于人为智，即教人掌握并坚守事物的理、客观规律，即科学精神。此处“智”亦即“知”，与“道术”之“术”类同，六艺之艺亦属于“知”的范畴。自古以来，中国不仅在科学方面，在军事、法律等方面对世界都有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且影响深远,明朝以后才逐渐落后于西方。我们只能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都有其自身客观规律。

2、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cracy"，其意为“人民政权”，根据现代各国民主的实践，“遵从民意治理国家”是民主最大公约数的解读。《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思想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先哲们提出民主思想后，现代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与国情相结合，借鉴他国经验而产生自己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亦是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1）修齐治平是古代仁人志士之追求；共产党人抛妻弃子、舍生忘死，投身革命，即为天下太平，人民富强，是“修齐治平”的传承和发展。

（2）“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此乃“民为邦本”。

（3）“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古代思想宗旨即是遵从民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汇集民声民意，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可以说两者旨归相同。

（4）“和为贵”，中国自古注重社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等皆是中国传统思想“和”的传承和发展。

（5）“天下为公”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信仰，即共商、共建、共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为公可谓殊途同归。自古以来，“天下为公”的信仰使以传统思想文化治国的中国政府从未发动过对他国的征服战争，始终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求同存异。

（6）“无己、无功、无名”，这是中国古代圣人的品德。习进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不追求名利是共产党人追求的至高境界。

要之，中国民主政治继承了中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结合当下国情而不断发展，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民主政治特点是遵从民意，国家治理统一集中，以人民为中心制定具体政策并适时调整；西方民主制度特点亦是遵从民意，两党或多党执政，政策措施常常因党派而变化调整。中国政府内自古皆有党派，党朋之争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痼疾，其一大特征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唐代牛李党争、宋代新旧党争、明代东林党争，分别搞垮了三个王朝。西方的两党或多党之争亦有中国历代党争之弊端。中西两种民主政治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孰好孰坏，应通过各个国家的发展来检验，不应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主义。

民主制度、政党制度都是政治。中华民族可谓尤其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我们拥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和中国相仿的欧洲自古都没有统一，至今仍分裂为几十个国家。依政治而言，中国是成熟的、先进的，切莫盲目跟从，认为中国政治上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之下。鼓吹实行西方的民主、新自由主义必将破坏国家的统一，我们不能以牺牲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来换取所谓的西方民主。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俱有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彰显了时代性和先进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增强了文化自信，继而更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理念、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融合，即是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大一统，即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我们要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发展实情相结合，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五、中国人的信仰——消减中、西文化的差别

《中庸》曰：道并行而不相悖。从根柢而言，中西方思想文化异曲同工，并非迥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的心都是向善的，世界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是平等的，可以相融通，应相互交流和学习。

1、中国人个人的信仰为天，西方个人的信仰是上帝

与西方宗教信仰相类同，中国人有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天。天不是物理学上的天，而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它在中国人的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性。西方信仰上帝，英文是God、Heaven Lord，天的英文是Heaven,从英文意义讲，中国的天与西方的上帝有类同之处。

2、中华文化的社会信仰——天下为公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道两家有共同的道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道统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中心，其意旨为“天下为公”，即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信仰。中华道统可以解读为，天下是为人们所共有，所以要诚恳秉执中道，方能利万物，保合太和，使社会和谐发展。

在新时代，习近平主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亦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亦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天下为公”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

如同前述，中国自古即有民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他国民主一样，其意旨为遵从民意。在个人信仰与民主政治思想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可谓本同末异，可并行而不悖，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要之，根据中华思想文化的“千年规律”，中国应把各种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中华民族之心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奠定中国未来千年的思想文化基础，对世界的影响至深至巨，因此它是二十一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吾辈应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戮力同心共筑中国梦。

结论

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与奠基者，同宗同源，春秋以前即是一家。从整体而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属性。儒道两家的旨归皆是天人合一，即遵循社会发展、事物客观规律。

儒家擅于人事伦理和治平之道，道家擅于明察天理，把握社会变革的方法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文化从根柢上是统一的，统一后的思想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乃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之总结，近代百年智慧之结晶，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新时代，习主席提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与“天下为公”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

在个人信仰与民主政治思想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可谓本同末异，可并行而不悖，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根据中华思想文化的“千年规律”，中国应把各种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中华民族之心力。

参考文献

[1]南怀瑾，《话说中庸》，东方出版社, 2015年9月1日.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9年5月.

[3]因缘生，《学庸衍义》，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4月1日.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

[5]张力文，《宋明理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作者基本信息：

王文斌，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